国家主席习9月13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王小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和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世界先进雷达和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和步入国际先进行列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

　　赵忠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领域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潜心致研，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作出突出贡献，在国际超导界享有盛誉，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

　　1938年，王小谟出生于上海金山一个爱国军官家庭。1956年，他被保送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学习，从此开启了他传奇的雷达人生。“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国防工程师”，入校时的标语成为王小谟一生高远的理想和追求。

　　1961年，王小谟以八木天线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毕业设计获北京工业学院毕业设计一等奖；同年，他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4研究所。

　　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所“成建制分迁”方式新建雷达研究基地的部署，王小谟投身到了深藏在黔西南大山中的第38研究所的创建中，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里，不仅食物匮乏，甚至连吃水都有困难，以王小谟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开启了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时代。

　　1969年12月底，王小谟被任命为38所总体室的临时负责人；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为国产第一部三坐标雷达——383的总设计师，13年磨一剑，克服地处“三线”、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端闭塞和艰苦的不利条件，383雷达于1984年4月完成设计定型。

　　383雷达的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产三坐标雷达的装备空白，也使得三坐标雷达成为中国雷达设计研制的一个新领域，更对实现我国国土防空网从概略引导向精确引导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王小谟作为全国14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之一，受到的亲切接见。

　　1992年，王小谟从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所长，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这如同一条分界线，把他的职业生涯一分为二：前半部分研制雷达，后半部分把它“搬”到预警机上去。

　　1992年，我国真正开始启动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合作研制，王小谟出任中方负责人。研制过程中，他创造性提出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方案，同时力排众议，坚持同步安排国内配套研制，使得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相控阵雷达收发组件、大型天线罩和系统软件等重大关键技术，从而将预警机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2000年7月，在西方大国的阻挠和施压下，外方选择单方面撕毁合作合同，我国预警机装备发展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王小谟坚持自主研制，大力推动国内立项。时任国家主席作出重要批示：“研制部门一定要争口气，否则总是要被人卡脖子！”造出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就是以王小谟为代表的广大科研人员为之舍命奋斗、协同攻关的事业和信念。

　　在空警-2000、空警-200两型预警机成功立项后，王小谟提出了研制出口型预警机的设想，并于2002年1月起，开始了出口型预警机方案的论证，并亲任总设计师。2008年，我国同国外用户正式签署ZDK03预警机的研制合同。出口型预警机的研制成功，为我国预警机基于国产飞机平台实现“小平台、大预警”的跨越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也标志着我国变成全球上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2013年，王小谟在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奖金中的450万元，又想方设法筹集出2000万元，设立了雷达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和有重大创新的年轻人。

　　2022年5月17日，已83岁高龄的王小谟再次出征，瞄准攻关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领衔成立了王小谟空基技术实验室。他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成功研制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的低空雷达，系统谋划和推进我国预警机事业的发展，设计提出了我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和预警机装备发展体系，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装备的发展作出了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

　　作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赵忠贤的红色情缘在儿时就已种下。1941年，赵忠贤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我是听着老红军的故事、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他说。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正上中学的赵忠贤为此心潮澎湃。1959年，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攻低温物理。钱三强、张宗燧、洪朝生……他得到了诸多物理先贤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听罢钱三强先生讲述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艰难研发历程，他感到，上大学不仅是对科学的喜欢，“更有了责任和使命感”。

　　1964年，赵忠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此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高温超导探索。彼时，超导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但他深知，这项探索不仅有着重大的科学前沿意义，一旦成功，更将为国家带来非常大的应用价值。

　　超导是当今世界科学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超导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超导体所具备的“零电阻”和“完全抗磁”两大特性，这是一种宏观的量子现象。这些特性使得超导在信息通讯、生物医学、电力电工等领域有着非常大应用潜力。但此前发现的超导材料，往往需要极低的临界温度才可以转变为超导态。假如能找到一种在常温下工作的超导材料，产生的技术革新效应将不可估量。

　　1986年4月，瑞士科学家穆勒和柏诺兹发现Ba-La-Cu-O材料在35K时慢慢的出现超导现象。9月底，赵忠贤看到这些论文后，马上与团队一道开始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奋战在实验室里，饿了就在实验室煮个白面条，累了就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废寝忘食工作最终换来了他科研人生的第一次突破。1987年2月，赵忠贤带领团队在钇钡铜氧化合物中发现了临界温度93K（约-180℃）的高温超导体，一举突破麦克米兰极限，使得超导电性低温度的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为便宜而好用的液氮。

　　2008年，日本科学家发现了在掺氟的镧氧铁砷材料中存在26K的超导性。随即，有中国科学家把超导临界温度提到略高于传统超导体的理论极限40K。赵忠贤则率领团队非常快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并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超导温度纪录，再次使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前沿。当时已经67岁的他，在成果出现前夕带领年轻人熬了三个通宵，在完成了初期最关键的三篇论文后得知，其中一篇只比国外同行早发表了一天。

　　2017年，76岁的赵忠贤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赵忠贤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上，他还积极推动高温超导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他参与了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致力于将高温超导材料应用于实际工程中。他的努力使得高温超导技术在电力传输、磁共振成像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赵忠贤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他深知，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后继者的努力。因此，他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更注重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纷纷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崭露头角，继续推动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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