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季学期刚开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教授陈仙辉就荣获了“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从教30多年来，无论科研攻关、其他工作任务多繁忙，他几乎从未间断过上讲台授课。他说：“我喜欢教学，喜欢与学生交流，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心情更加愉悦了。”

　　他既是“毒舌”导师，会毫不客气指出学生或年轻教授的问题，也会对学生嘘寒问暖，甚至亲自做红烧肉给大家吃。

　　《中国科学报》：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你的心情和感受如何？在诸多奖项和荣誉中，“全国模范教师”的荣誉在你心目中占据何种位置？

　　陈仙辉：今年是我国的第40个教师节。作为教师，能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我感觉到很荣耀。这是对我30多年教学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此前，我获得的荣誉以科研成果为主，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马蒂亚斯奖、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等，这次是我真正以教师身份获奖。

　　高校教师除了教书育人，还需要具备非常强的科研能力。这些年在科研上取得的一些成果，使我在教书过程中更得心应手，也把前沿知识融入课堂。因此，学生对我的教学评价还不错，这可能是此次我获得称号的一方面原因。

　　陈仙辉：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热爱这份职业，其次要清楚自己作为教师的责任。当今，世界竞争的背后一定是人才竞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的责任重大，也很光荣。

　　我喜欢教学，喜欢与学生交流，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学生的成长，我的心情更加愉悦。

　　有人问我为何能坚持17年教一门课程（“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我的答案是温故而知新。随着自身科研阅历的丰富和能力的提高，回头再看以前课本的知识，总能从中体会到更多东西，对某些概念和图像总能有新的心得和领悟。这些领悟反过来可以充实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每次讲完课，我都有很大收获。这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陈仙辉：1996年，我开始给本科生上“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课前我手写了3本教案。上课时，我全部手写板书，没有用过一张PPT。我注意到，如今教基础课的老师大量使用PPT演示，对此我并不赞同。因为老师在写板书时，能够最终靠一步一步推导，给学生一个思考的过程，但PPT却一下展示出一个公式或一页内容，学生基本上没有时间思考，更谈不上提出问题。所以教学形式不能只注重提高效率，还应该多从学生角度考虑。

　　《中国科学报》：2014年，你开设“凝聚态物理前沿”课程时还没有教材，你是如何授课的？

　　陈仙辉：上世纪80年代有两个伟大发现，即量子霍尔效应和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这两个发现极大推动了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学生依靠此前学的知识没办法理解新沿内容。为此，我在学校的安排下首开了这门课程。当时的确没有教材，但经过8年的教学，现在教材已基本成型。

　　课堂上，我尽可能多讲解凝聚态物理前沿研究领域的知识，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学生们也很喜欢这门课。

　　《中国科学报》：2015年，你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还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有人说院士给本科生上课是小题大做，对此你怎么看？

　　陈仙辉：我并没有把当选为院士作为一个“相变”，作为教师，给本科生上课一直都是我的职责。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认知，认为院士给本科生上课很稀奇。但在美国大学里，诺贝尔奖获得者给学生上课都很常见。在我看来，教师以种种理由不教课是不称职的。一所高校之所以成为名校，是因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应该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1979年，你毕业于宜春师专（现在的宜春学院），这段求学经历以及此后数年的中学教学生涯，是否对你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方法的理念产生了影响？

　　陈仙辉：当时我很年轻，对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理念并没有深刻感受。当然，现在回头看4年的教学生涯，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存在很大差别。

　　根据多年的从教经历，我把学生的学习能力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照葫芦画瓢，记住老师教的知识；第二阶段是会举一反三，老师讲一点知识，学生可以联想到这一类的内容；第三阶段是触类旁通；第四阶段是融会贯通。只有达到触类旁通和融会贯通，学生才能真正自主学习。

　　然而，现在中小学教育的评价标准“一刀切”。学生在学校里要当听话的好孩子。比如，上课时要把手放在背后。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听课，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很简单，只看分数。

　　中小学生长期接受这种同质化教育，天赋和特长可能就会被压制。比如，进入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均为原“985工程”高校的推免生，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思维已经固化，很难改变，并缺乏批判性思维。

　　《中国科学报》：走上科研之路后，对你教学和教育影响最大的经历是什么？哪位前辈对你的教学和教育方法的理念影响较大？

　　陈仙辉：1989年，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博士。从那时起，我便与导师吴杭生院士结下缘分。

　　1992年，我博士毕业。吴老师问我：“毕业后有什么计划？要不要留中国科大？”我当时没什么想法，便同意留在了中国科大。

　　1993年底，我获得洪堡基金会的资助，以洪堡学者身份赴德国交流学习。1995年底，我回到中国科大。吴老师告诉我“要上课”。事实上，在1992年留校后，吴老师就让我听了一年半他的课。

　　然而，当时想教课并不是特别容易。我记得很清楚，吴老师腿脚有些不方便，他带着我走上三楼教学秘书办公室，希望我能讲“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教学秘书第一句话是“他能行吗”。吴老师轻轻地说：“他应该行。”

　　正式上课前，吴老师把自己的教案给我作为参考，并让我备好课后，在他家里试讲给他听。

　　第一次讲完后，吴老师提了很多意见，让我回去琢磨后再重新讲一遍。同样的内容我向吴老师完完整整讲了两遍，他觉得基本没问题后仍不放心，还继续随机抽查了一章内容，让我当场讲一堂课。从内容逻辑、板书书写到语言表达，吴老师都认真考察了一番。第三次讲完后，吴老师没吭声，我清楚自己有可能可以了。

　　当我真正开始为学生上课时，吴老师还安排了他的研究生到课堂旁听了很长一段时间，收集学生们对我课堂教学的评价。直到学生们反映很好后，吴老师才放心让我上课。

　　吴老师对教学的认真、对年轻人的提携，以及教学秘书对教学的责任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我的一些学生也成为了老师，我也要看他们的教案、听他们的课。

　　《中国科学报》：在学生圈子里，你的严格是出了名的，甚至被评价为“毒舌”。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一标签的？如今的年轻人是否对严师出高徒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期待？

　　陈仙辉：我对学生确实很严格，但仅限于工作和科研。比如，每周日下午要开组会，这是学生的Hard Time（艰难时刻）。每一个学生都要汇报过去一周的工作进展。如果他们表达逻辑混乱、PPT上内容出现错误，我会立马指出和批评。

　　在我看来，“毒舌”有两层含义。如果只是恶语相加，对学生没有一点启迪，那是不对的；如果学生的工作做得不好，老师直接指出，并且给出正确建议，这个“毒舌”就要打双引号，它显示了老师的水平，也提高了学生的能力。

　　我与学生有个“约定”：学生在校期间对我有抱怨，我可以不在意。但如果学生毕业3年后对我还有看法，我就要认真反省了。幸运的是，至今我的所有学生，包括已毕业的40多位博士生、在读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思想、精神或学术出过问题。已毕业的学生对我的“毒舌”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反而经常感叹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再也没这种“毒舌”的提醒了。

　　我认为批评其实就是一种指导。当然，首先批评不能带有个人情绪；其次批评只对事不对人，即便是年轻教授做得不对，我也会指出和批评，我做得不对，大家也可以批评，我们在学术上是平等的；最后，对所有学生要一视同仁，既不偏爱，也不抱有成见。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的规则，实验室的学生之间非常和谐。因此，我还是会继续坚持“毒舌”。

　　《中国科学报》：你的育人观是“在学习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中关怀备至”，可否分享一些故事和细节？

　　陈仙辉：我们读书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只要吴老师在家做了红烧肉、炖了老母鸡，便一定会喊上我们改善生活。有一次，吴老师问我：“红烧肉你都吃了这么多，还不会烧？”我说：“大概会烧。”于是，师母从买肉到出锅，吴老师在旁全程“监制”，我全程在旁观摩和学习。

　　后来，红烧肉就成了我的招牌菜。我带10个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常来我家吃饭。现在带的学生人数多了，加之我本身比较忙，所以一般毕业前才会喊他们来家里，我做饭给他们吃。我做饭的水平在圈内还是挺有名的。我也常常调侃自己是做物理材料的，做材料的人不会做菜，材料能做好吗？

　　陈仙辉：有些年轻教师总认为教学与科研是对立的。我不这么看。大学教师最核心的任务是教书育人。但要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大学教师，还要具备非常强的科研能力。

　　很难想象一名科研能力不强的老师能把书教得很好，把书本知识讲得很深、很透，更遑论把前沿知识融汇到课堂上。这种教学只能照本宣科，让课堂变得死板和枯燥。这也是怎么回事现在很多学生反映，尽管学了一门课，但与前沿和实际应用有一种“脱节”的感觉。

　　如果是一名书教得好、科研能力又强的老师，便可以很容易地把课本内容与前沿知识关联起来。即使是一门很古老或基础的课程，也可以举前沿发展和应用的例子，丰富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中国科学报》：近两年，在超导领域发生了一些涉嫌学术不端的事件，你认为从事科研的年轻人应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陈仙辉：在科研中，你观察到一个新的物理现象，尤其是重大发现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对待。如果学术素养不是很高、严谨性不强，就容易犯错。最重要的是，科学实验一定要具有可重复性，一定要多次重复。我们的实验室有一个规定，假设一名学生观察到某种新的物理现象，我会让另一名学生重复这个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两次实验相符才能确认。

　　当然，即使多次重复实验，也可能得到一个假象，但假象不等于作假和学术不端。在科研过程中，假象时有发生。所以在观察到新的或重要的物理现象时，一定要冷静，认真分析，反复重复，排除假象。

　　《中国科学报》：目前超导研究处于什么阶段？对于想从事这方面科研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中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陈仙辉：超导现象从1911年被发现至今，一直在发展。超导材料作为一类非常神奇的材料，既是能源材料，又是信息材料，所以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医院的核磁共振成像、可控核聚变的约束磁体、加速器里的磁体等，都会应用到这种材料。

　　目前，我们从材料方面出发，希望突破超导材料的限制，充分的发挥超导特性，为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贡献；从科学角度说，希望解决非常规高温超导的机理问题，探索适合应用的更高临界温度甚至室温的超导体。

　　从事超导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物理、材料、化学等多学科知识。我建议想要进入这一领域的学生要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提升学习能力。

　　《中国科学报》：你经常参加各种科普活动，这些活动跟你的教学教育活动有怎样的关系？

　　陈仙辉：中小学的科普很重要。也许一堂科普课就能在学生的心里播下一颗科学种子，改变他们的一生。我认为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但我国科普工作有时形式大于内容。科普需要针对不一样受众群体的年龄和知识结构，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科学、传播科学，这对教学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曾经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参观，哈勃望远镜的讲解人员就是参与制造哈勃望远镜的人，讲宇宙航天知识的人就是一位退休的宇航员，这些科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仙辉：我认为当下应该把计算机科学知识与数学、物理提到同等高度，将计算机科学设置成大学的一门基础课程，所有本科生都要学。在院系选课时，要尊重学生自身的兴趣，打破院系壁垒，注重交叉型人才的培养。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当下我们在说到培养人才时，往往只提培育学生，很少提老师的培养和成长，这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大师应该是从大学的教师中成长起来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自己，与自身努力分不开，但更与当年中国科大的氛围和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关怀和提携分不开。

　　陈仙辉：我肯定会继续上课，我喜欢教学。从教30多年来，对于学校安排的教学，我从没有请过假、缺课。即使出差，我也会在授课前一天连夜赶回来。我正计划在70岁退休之前，基于30多年的科研积累编一本教材，开一门针对不一样院系交叉的材料物理课程。